20名科普讲解员同台竞技

2）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依照法律进行的调解。

很多人表示知道法律很多，但是麻烦也多，而且省[搞]不清楚。而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则表示了对各种纠纷解决资源的没有信心，由此意味着在实际生活面对纠纷时，可能放弃对所有资源的选择和利用以解决问题，而采取忍了、拖着、自杀以及其他更极端的个人行为来对待纠纷。

关于权威人物的极为分散的指认是很好的体现。社会学者Berger和Luckmann赋予这样的认知以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这是主体对社会客观的再构建，对主体的社会实践起到最直接的、最具体的指导作用。2）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依照法律进行的调解。上面是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混合，而且包括了从县一直到中央的有关部门。换句话说，只要村民的户籍所在地在本村、本乡和本县，他或她就可以和其他村民平等享有以上这些资源。

另一些村民也表示，农村的有些事，想打官司的，没有人，没有钱，不能打。[18]强世功等在陕北的调查中更是发现，尽管每个乡镇都有司法协理员，但是他们从事的是一般的乡村工作，没有纠纷提交到这里来解决，即使纠纷到了乡上也是由书记或乡长解决，解决不了的一般交由派出法庭解决。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该作者认为调解在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吸引力在减弱。

相应的情况是，在女性有关纠纷解决资源的描述中，资源的种类要比男性更受局限。然则研究的重点基本在于纠纷解决各模式，比如司法、仲裁、调解等本身，包括各模式解决纠纷的特点，各模式展开的条件及过程等等。人们对这一纠纷解决资源具有一定的服从和敬畏感，但是对其公正和有效性没有足够信心，对于成功利用这一资源所需的条件存在非常消极的认识。比较来看，村民主观世界中的纠纷解决资源要比制度的设置要丰富，家庭、家族、邻里、有威望的人处于村民之中，是熟悉的、便利的而且是比较充盈的纠纷解决资源，可以成为制度内资源的最好补充。

[24]刘广安、李存捧，见前注[15]，页310—311。其三，我们将各纠纷解决途径视作一种资源，有价值的、可资利用的生活所需。

农村基层的司法机构主要包括派出法庭和乡镇的司法所。村干部主要包括村长、支部书记、调解主任、计生专干、民兵营长和会计。我七兄弟、婆媳、兄弟有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再扩大一点，堂兄，这个家中三代，五代中解决。我们这里比较传统，很多人都这样忍了。

笔者采访的所有村民均没有利用司法部门，包括司法所解决过纠纷。乡镇法律服务所协助司法助理员调解民间疑难纠纷，指导、管理本地区的人民调解工作。但是，对于这一类资源的有效性和公正性，村民却已经存在相当多的怀疑。在行政上，乡镇法律服务所一般都由司法助理员任所长，[17]所以经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情况。

相对于S村的总人口而言，该村的村委会比较简单。[14]贺卫方，见前注[12]，页275。

顶多最后找一个没头没脸的给你陪陪小心，说说好话。基本上学历相对较高，在村外时间比较长，与村外有较多接触的村民对制度层面资源的理解要更明确，制度层面的资源在他们主观世界中占据更清晰的，更具体的位置。

  六、结论 我们调查的时间和人群都很有限，但是我们调查的结果很大部分还是可以得到现有相关研究的印证和支持。因为大部分单位都听领导的。找关系，先找关系，再来打官司。娘家很远，去不了，怎么办，就不打了，就生气。村民委员会与乡镇关系比较密切。再往上的司法部门，很多村民不仅不会提到，提到了也没有具体的指代，而是说上面。

  一、研究背景 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村改革以后，农村权力结构变化，利益关系增加，村民观念改变，农村纠纷的数量较以往有大幅度的上升，性质和以往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农村纠纷的解决开始更多地进人中外学者的视野。说这次我认了，下次很小的事情，我报复。

对后果的预见与纠纷解决资源的选择是密切相关的。村里小学老师和妻子起纠纷，村民这样劝丈夫，你是学校的老师，她是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你不要去惹她，也不要去和她交流。

邻里起纠纷，回避的措施就是不再来往。其次，理论上说，进入村民主观世界的纠纷解决资源均具有被利用的可能，但是当村民面对纠纷，需要利用有关资源解决纠纷时，各资源可及性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老人去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不管，说家里的事不管。从当地招考或政府其他部门调入法院的占30％。因此村民委员会中一般设立治保、调解等职位，专门为解决村落纠纷设置。制度内资源的不足和制度外资源的不确定，可能是大量村民在叙述中提到靠自己，在行为上希冀于上面来调查的人的原因。

有位村民说得具体：我这个小家庭，解决不了，再找一个堂兄，再解决不了，再找一个更远的。而且村干部解决的多是公家的事，比如争田，争水，争宅基地等事情。

这和政府、法律的机构不一样，是非制度性的，却又高于这些常设机构的。[24]郭星华、王平则指出在社会网络、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等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过程中，纠纷主体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网络资源起到重要作用。

拥有更多法律内外资源的人可能受到的侵害更少。沃尔（Wall）和布卢姆（Blum）通过对南京地区100名街道委员会调解员的调查，认为中国基层的主要纠纷解决方式是调解。

很多人表示知道法律很多，但是麻烦也多，而且省[搞]不清楚。而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则表示了对各种纠纷解决资源的没有信心，由此意味着在实际生活面对纠纷时，可能放弃对所有资源的选择和利用以解决问题，而采取忍了、拖着、自杀以及其他更极端的个人行为来对待纠纷。关于权威人物的极为分散的指认是很好的体现。社会学者Berger和Luckmann赋予这样的认知以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这是主体对社会客观的再构建，对主体的社会实践起到最直接的、最具体的指导作用。

2）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依照法律进行的调解。上面是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混合，而且包括了从县一直到中央的有关部门。

换句话说，只要村民的户籍所在地在本村、本乡和本县，他或她就可以和其他村民平等享有以上这些资源。另一些村民也表示，农村的有些事，想打官司的，没有人，没有钱，不能打。

[18]强世功等在陕北的调查中更是发现，尽管每个乡镇都有司法协理员，但是他们从事的是一般的乡村工作，没有纠纷提交到这里来解决，即使纠纷到了乡上也是由书记或乡长解决，解决不了的一般交由派出法庭解决。我报复不了他，我报复他的亲戚朋友。